美国评级机构向证券发行人收取评级费用及提供附带咨询服务的赢利模式，影响了信用评级的独立性与公正性。
盘活这笔存款，对解决复工企业的流动性紧张状况至关重要。总体战涉及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打赢防疫总体战须有大局观，一切从大局出发，以大局为重，由此，金融体系应当服从于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
同时，进一步做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既有效保障防控疫情的资金需求，又有效保障各类企业复工复产、重大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由此来看，防控疫情的货币金融政策是有利于金融机构的长期稳定的，这体现了应急性金融政策的长期效应。这方面可选择的措施包括：再次降准、定向降准，适度降息，加大公开市场操作业务的力度，加大SLF、PSL、MLF（中期借贷便利）和TMLF（定向中期借贷便利）等的灵活操作力度。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为防控疫情蔓延，各地均采取了以人员居家隔离为主的举措，直接影响了众多实体企业、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的正常运作，也必然严重冲击各类金融服务的规模。但2月4日之后，沪深股市连续多日收于阳线，并突破了2900点关口，股市企稳。
准许实体企业购买公司债券，增大购债资金来源。金融监管部门在权衡了各方面利弊和政策效应之后，依然于春节长假后如期开市。这又如何解释呢？一般地，这就与中国产品的市场需求和中国社会的储蓄传统有关。
[57]转引自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312页。官员和所谓专家对经济周期的反应都是，抵制源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作的宏观经济理论，重回古典微观经济理论的大概可靠和真实的分析。为此，我们又需要思考：产品供给为何会存在如此的不合理？这又要从产品供给者的生产动机着手进行剖解。另一方面，为保持偿债能力，银行也要减少信贷发放。
不过，这里的分析确实又是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积极扬弃和推进，因为它进一步剖析了消费品和资本品的内部结构，进而考察了信贷扩张所带来的更深层次的消费和生产结构的扭曲，进而揭示出了经济周期的市场内生性。同时，两者还相互强化，共同推动高级产品的畸形繁荣，进而也就会耗费大量的社会财富。
但引入价格传导机制的分析却进一步发现，即使没有政策性的信用收缩，由于锦标赛制市场价格也必然会引发产品结构（生产和消费）与经济发展水平间的逐渐脱节，这导致资本积累不足以及呆账不断增加，进而会引发银行信用的自动收缩。一般地，经济危机的市场内生性体现在如下五个层次中：（1）市场定价与收入分配之间具有内生性。[70]李黎力：《明斯基经济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前言第2页。一般地，每次经济危机都会导致一些实力雄厚的知名企业甚至巨无霸企业陷入破产和倒闭之境，经济危机甚至往往以某些著名大企业的破产或倒闭为标志性特征。
这里则强调，更为根本性原因应该归于价格，这是从收益角度的分析。（2）银行和债权人预期呆账增加，从而减少信贷发放并催缴债权。相反，运用统计学则无法估计利率应该达到的具体数值，也很难描述可能发生而未被认识清楚的事件。[22]拉赫曼：《资本及其结构》，刘纽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
由此给出的政策寓意就是：要缓和以及避免经济危机，根本上不是放任市场自由运行，而是要对市场机制进行修正和完善，集中体现为对锦标赛制定价体系加以监管和制约以避免社会收入的两极化，从而需要建立和完善自律性市场机制。也正是沿着这一维度，我们就可以将经济危机与消费结构或消费方式联结起来。
相反，狐狸知道很多事情，并同时追求很多目标，但它的思维是凌乱或是扩散的，而无法将思想集中成为一个总体理论或统一观点。其基本逻辑是：市场经济赋予高级产品远远高于其自然价值的价格（交换价值），从而刺激厂商对之增加投资和扩大规模生产。
[75]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谢华育译，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80页。[65] 当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大企业为何具有刚性的成本支出？罗斯巴德等奥地利学派学者倾向于将阻止工资下跌的力量归咎于政府的反通缩行为：政府为了促使萧条尽快结束，不仅向濒临破产的商业机构提供信贷，而且人为维持工资水平来提高市场需求。由此就引出第二个问题：简单地诉诸市场机制能够根本上避免和解决经济危机吗？显然，如果货币供给或信用扩张的大部分都是市场内生的，那么，简单地让政府退出经济领域乃至将货币发行私人化并不能有效避免或根本解决经济危机，纯粹市场机制甚至并不会比混合经济导向更少的经济危机和更轻的经济萧条。（1）如果储蓄变动不是持续的而是受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并由此呈现出剧烈波动，那么，多变的储蓄必然就会影响生产和投资结构，导致储蓄与生产结构之间出现脱节，进而也就会扰乱生产进程。当然，萨伊定律也有其价值论的理论基础：生产者只有生产一种有用的产品，这种产品才有价值。高级财货概念是奥地利学派创造的，它是指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品。
既然如此，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为何又如此信奉市场机制呢？主要在于两方面：（1）根本上在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由此推崇个体的自主行动，进而将无论何种结果下的自主行为都视为合理的，因为那是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3）更全面地考察信贷扩张在经济周期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很大程度上，信贷扩张只是构成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或表层原因，只是加剧了经济危机，而不是必然会导致经济危机，相反，经济危机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市场定价体系，根源在于不断拉大的收入分配以及造成的购买力分层。相应地，这使得非专门资产由生产资料生产部门流向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中的专门性资产则由于配套的非专门性资产的不足而闲置，乃至原先较迂回的生产方式也无法维持，从而会导致整个经济走向萧条。
与其说是企业界人士太贪婪，不如说是主观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在很大程度上，2008年经济危机就是在信贷监管放松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借助不断创设的衍生金融工具而扩张信贷的结果。
[15]问题是，受生产者主权诱导，市场经济中的需求往往会超出其真实的消费能力，这导致储蓄率通常较低，从而也就难以促进生产过程的延长和生产效率的提升。[10]尤其是，经济危机爆发后，企业为了摆脱危机而通常会大量破坏积存的商品（目的是促使商品价格回升），这就进一步耗费掉社会产品和资源。其逻辑是：市场定价体系决定了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决定了不同层次的消费能力，消费能力的差异又导致商品的等级化和价格分层，产品价格的市场分层产生了不同水平的企业利润，进而又引导厂商的生产与投资……。（2）消费信贷，资金增多使得人们能够进行超前消费，乃至那些低收入者也能够更早地消费高级产品（如房产等耐用品、豪华汽车等奢侈品以及苹果手机等轻奢品），从而就会诱发对高级消费品的生产以及相关产业和资本品的投资，而受货币幻觉驱动的消费者也更容易在生产者主权的诱导下增加对高级消费品的需求，这些方面在奥地利学派的分析中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同时，借助于信用体系和信贷扩张，繁荣时期的产品价格分层往往比萧条时期更为显著，从而使得社会生产尤其是高级产品生产更为显著地超越实际经济水平和消费需求水平。这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一方面，可支配收入增多了，消费者的消费层次当然也会相应提升。
（2）收入分配与市场需求之间具有内生性。马克思的基本分析逻辑是：生产资料为资本家占有→不公正的收入分配→社会收入的两极化发展→普遍的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长期的矛盾累积和扩散→普遍的生产过剩→触发因素的作用→全面的经济危机。
波斯纳就写道：这场（2008年）经济萧条击中了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太阳神经丛，因为它不是政府过度监管经济并由此束缚自由企业的结果，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由市场的先天局限性造成的结果——这局限性植根于个人动机，植根于受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他们以为‘容易钱只要不引起严重通货膨胀就不会有问题——鼓动的保守主义官员采纳并执行的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植根于因松懈执行残存的监管措施造成的对银行和整个金融业过度的、意识形态驱动的监管放松。进而，需求分层和价格等级化又会造成生产结构和投资结构的扭曲：一方面，满足社会大众真实需要的产品和产业在生产和投资上存在不足，相关的技术创新和进步也就会严重受限。
[56]在这里，罗斯巴德这句话的前一段是正确的，繁荣中往往潜伏着问题。其中，奥地利学派着重剖析了资本品的需求不足，但没有剖析何种资本品存在需求不足，更没有进一步追溯高级产品的需求断裂这一根源。这需要较高的储蓄总额，必须继续这样的储蓄，并把它投资到每一高级的生产领域。[71]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谢华育译，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张维迎的中文版序，第16页。
[42]这里潜含了一个深层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是煤炭生产过多而卖不出去。一般地，经济危机出现后，不同产品的价格涨跌趋势往往出现不同步性。
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时期（或平稳运行时期）只是暂时的。进而，通过对实物和货币这两类因素所展开的进一步细分，经济学家就提出了一系列差异性的经济周期理论。
[38]（2）如果自愿储蓄的引致因素主要不是源于个人偏好的永久改变而是源于市场马太效应所导向的收入差距拉大，那么，消费与储蓄之比例也就会随着社会收入结构的变化而变动，进而也就会影响生产结构并造成经济波动。就后者而言，劳德代尔悖论早已揭示出私人财富和公共财富之间的不一致：一方面，对私人来说，私人财富体现在其所拥有的货币数量，而货币的多寡取决于其拥有的产品的价格高低，物品的市场价格则又取决于产品的稀缺性。